文 / @七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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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饿。”
发完这条状态三小时后,我就成了杨哥的女友。
他把饥肠辘辘的我叫出宿舍楼,问我:“想吃什么?”
“糊汤粉。”我脱口而出,眼巴巴望着他。
杨哥紧皱眉头,但还是立马揪着我直奔司门口户部巷。
两天没吃东西的我,一脸生无可恋的我,在一碗飘着鲜美鱼香味的糊汤粉面前,现了原形。
我口含米线,感激涕零地问:杨哥,你怎么不吃啊?”
杨哥顿了顿,抬头望天,又盯着我说:“哥只有十块钱。”
我差点噎住,吸了吸鼻涕,说了句:“哥,我身无分文,你若不嫌弃,我只能以身相许了。”
“好!”杨哥眼睛一亮,笑开了花。
热气腾腾中,我红了眼眶,杨哥那张好看的脸渐渐模糊起来。
杂乱的店铺,我们用筷子夹起饱蘸鱼汤的热油条,趁热送进嘴里,那种鲜香和酥软的口感,很多年都忘不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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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年4月,我们大三,读大学的第三个年头。
那段日子我真的太他妈穷了,吃了上顿没下顿。
说来心酸又励志,读大学起,我就没花过家里一分钱。“一贫如洗、三餐不济、家徒四壁”,大概这些词语都是为我量身创造的。
北方小镇的老家,我妈常年体弱多病,吃了几十年的药,我硬是给自己申请了四年助学贷款。周末也不闲着,风风火火到处找兼职,发传单、摆地摊、做家教、当服务员。比我们校长还忙。
杨哥,我们这所不知名学校的不知名学霸,低调寡言。在我弄丢800元生活费的第三天,用他那个月仅剩的10块钱解救了我。
我一直觉得,这世上最好听的三个字,绝对不是“我爱你”,而是“有我在,别饿着,多吃点”。好的爱情从来不用说,用做的。
跟杨哥相识于自习室,一有空我就去自习,要不是那天他向我借英语课本,两年下来我都不知道后面坐着他。
我们自然而然走到了一起。没有什么风花雪月的浪漫。
杨哥大四时已经开始在外面接项目,从来不用为生活费和明天担忧。而我,一个文弱的穷酸文科女,找工作屡屡碰壁,在拥挤的招聘会现场挤得找不到方向。
“杨哥,我太穷了,什么都没有。”
“我也是。”
“你怕吗?”
“现在有你了,一切都会有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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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6月,拍完毕业照的第二天,我就跟杨哥坐着12个小时的火车硬座,风尘仆仆从武汉奔向魔都。杨哥不顾父母反对毕业来上海,打算跟着学长一起创业,正好我也有个面试。
上海每天都有人来,也有人走。从上海火车站出来,杨哥提着一大包行李走在我前面,周围霓虹闪耀,夜上海迎来了一千万外地人中最普通的两个。
“小七,你快点啊。”杨哥转身,眼带笑意向我招手。
“好,我来了。”我提着行李箱,加快了脚步。
车水马龙的喧嚣,敌不过此刻的有你真好。
我跟杨哥辗转在长宁租了个隔断间,距离地铁口两公里。租房合同付一押一,只好一次性忍痛交了2000块。交完房租,我们全身上下只剩215块钱。坐在不足5平米的房间,我跟杨哥长时间的沉默。
过道窄仄,灯光昏暗,房间密不透风,一张不足一米宽的床、一个柜子和一张小桌子,就把房间塞满了。妈的,原来真的毕业了啊,第一次有这种可怕的感觉。
隔断间这里聚集全国各地的外地人,有我们这样刚毕业的情侣,有卖麻辣烫的一对年轻夫妻,有一对总是把音响开到很大的基佬,还有一些愁云满面的单身男女。大家各忙各的,从不交流。
每天,我要跟十多个人抢马桶、洗衣机、水浴淋头,排队刷牙、洗澡、洗衣服。马桶一堵,恶臭熏天。
糟糕的隔音最让我崩溃,隔壁连咳嗽下、翻个身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那些日子,我每晚在杨哥的轻鼾声中,听着隔壁情侣的嬉笑怒骂失眠到深夜。对着黑暗的墙,漫谈着微不足道的理想。
早上杨哥起床拉肚子,蹲在里面二十多分钟,隔壁一个男生敲着门怒骂:“便秘还是死了?能快点吗?”
一向处变不惊的杨哥,那天脸色阴沉。
“没事啦,有得住总比没得好!”我对着杨哥嘿嘿笑。
“委屈你了,等赚钱了咱们搬个大房子。”
“跟你在一起,什么都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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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面试很顺利,就是薪水太低:试用期每月2500,转正后3200,偶尔会有奖金。刚毕业,慢慢来,先到大平台学点东西,工资是其次。我给自己脑补了几天鸡汤,就正式入了职。
杨哥进入学长的公司参与项目,工资是我的两倍,每天朝九晚九,回到家已是深夜。我也是。
我们当时最大的难题,是如何把这200块钱撑到发工资那天。
十几块钱的外卖肯定是吃不起了。还好天无绝人之路,隔壁男生扔给我们一个小电饭锅,拍拍屁股回老家了。我一激动让杨哥赶紧到超市扛一小口袋米回来,米香味每天飘满整个房间。
我们中午吃着米饭,就着榨菜,躲在格子间勉强度日。晚上就喝燕麦片,杨哥喝不习惯,我给他买了一袋糖,他也吃得津津有味。但还是很饿很饿很饿啊。
我昏昏沉沉中被杨哥推醒:“面包,酸奶,卧槽你偷来的?”
杨哥噗嗤一笑:“公司发的。”
“哪个公司发这个?不信!”我满是怀疑。
“没事,正好路过,献血时送的。”
我心咯噔一下,眼泪哗啦呼啦往下掉,边吃边哭:“杨哥,我他妈这是喝你的血啊!”
“放心,哥肾还在。”杨哥像个孩子样笑我。
我哈哈哈哈哭得更厉害了。
到最后几日弹尽粮绝,我俩干脆就喝水,一饿起来,就咕噜咕噜一碗水下肚,然后立马躺在床上不敢动。
“杨哥,要是能来一碗糊汤粉就好了。”
“是啊,放点辣椒、泡着油条。”
“杨哥,突然好想武汉啊。”
“是啊,去江滩、去东湖。”
我们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说上半天,睡意昏沉就抱着彼此睡过去。
这张一米宽的床有一块板塌陷下去,住进来当天我就让房东换,眼看着快一个月了都没动静。为了避开那个破洞,我俩只能裹在一起挪到最墙角。
那时候我们最穷,却在深夜抱得最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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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什么都顾不上,只想租好点的房子,我们努力攒钱,加班加班还是加班。每晚我跟杨哥敲着电脑入睡,他在查资料,我在写稿子。别人房间啪啪啪,我们键盘啪啪啪。
半年后,我们搬到了徐汇两居室老公房,跟一对情侣合租。我跟杨哥兴奋地跑去买各种东西。
第一次,终于在房间里添置了落地镜、书架、衣帽架、地毯,贴了墙纸,挂起了照片墙,在阳台摆上花草盆栽。开始认真做饭烧菜,我们尽量不吃荤菜,一个月能省下不少钱。为了省地铁费,买了辆二手自行车,每天来回骑行十几公里。
2012年,我们过得清贫又自在。周末偶尔出去吃顿好的,看场电影,或者去图书馆看看书,消磨一个下午。
杨哥每次发工资的那天,都要请我吃一顿火锅。他又恢复了往日轻松的神气。
“杨哥,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?”
“你长得好看。”
“这个我知道,不算。”
“你又瘦了,多吃点。”
“我很能吃的,小心被我吃穷呀!”
“没事,让你吃一辈子!”
不知道是火锅太辣还是太辣,吃着吃着眼泪就被呛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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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,爱情也是。
上海房价涨一涨,我们心脏抖三抖。意料之中,房东给我们涨房租了。一个月加了800块,我们一合计,妈的不划算,30岁钱要省钱攒首付,搬家吧!
在上海找房是场艰难的争夺战,一个小时前发布的信息,两个小时后房子就能被抢掉。
搬家那天,耳机里正好听到宋胖子《斑马》里那句“我要卖掉我的房子,浪迹天涯”,把我的心听得一颤一颤的。怎么?有房子就好好待着,浪什么浪哟真是!
2013年,股市市场一段时间连续涨停,我们身边同事都在炒股,杨哥也开始琢磨投点钱进去,他把这两年攒下的几万块全部放进去。我对股票不懂,劝他还是见好就收。
他一脸兴奋:“现在一周就能赚到大半年房租了。”
我也没法,只能由着他。接下来大盘跌得我跟杨哥大眼瞪小眼,四眼泪汪汪。完了。
没想到,此后事情更糟。杨哥已经三个月没有工资了。那几年,多少创业公司崛起,就有多少多少倍的创业公司倒下。他那段时间常常通宵加班,回来倒头就睡。
看他这个样子,我每天战战兢兢。我告诉自己,要振作啊老子可不能倒下,不能没了经济来源。杨哥养我一场,现在我要好好养他。
我白天在公司上班,晚上回来接软文、写小说到凌晨两三点。每天眼睛肿成熊样。虽然稿费很低,但总比没有好。我心想:写完这几篇稿子,这周饭钱就有着落了。写啊写啊写啊。
杨哥那时很有挫败感,终日闷闷不乐。
本以为靠着我能挺一段时间,可我脑袋一热,就他妈把工作丢了。
我的新领导,在反锁的办公室里对我动手动脚的那刻,我终于爆发了。操,为了五千不到的月薪,我干嘛在这种贱人手下糟蹋自己,老子不干了!领导怒吼:“滚!赶紧滚!”
上了回家的地铁,我就后悔了,加上连续一个月来无休止熬夜和无规律饮食,肚子突然疼痛难耐直冒冷汗。
晚高峰的地铁挤满了人,我扶着把手不敢坐下,这个连蹲着都要被拍照的上海,我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,大概会红遍全中国吧。
迷迷糊糊摸到家里,躺到床上就睡着了。
来上海这两年,我第一次觉得累。
等我醒来,被杨哥的臂膀包围着,他拥着我,昏暗的灯光照在他憔悴的脸上,空气让人心安温暖。
“杨哥,我们来上海是为什么?”
“生活。”
“你累吗?”
“累,但没法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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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月后,我们各自找到工作。杨哥在杨浦,我在闵行。相距三十公里的我们,只得分开住。
灯火辉煌的地铁口,杨哥在前面拎着行李箱。跟初来上海在火车站时不同,他的身子消瘦了很多、背影更加落寂。
我提着行李袋的手在发抖。太沉了太沉了。
满是名车豪宅的灯红酒绿里,我们拎着大袋子,失魂落魄,像个逃荒而来的流民,跟这个城市格格不入。本来,我们也没融入进去。
我突然心慌起来,没有安全感。
人的心理防线,可以在一瞬间就能崩溃瓦解。
上海很大,我们很小。我们走得很慢,这次杨哥没有让我快点。两年了,我们还是我们,也不再是我们。
工作日我们各忙各的,周末就待在一起。有时周末加班,我们半个月甚至一个月见上一次。我开始习惯一个人的生活,学生时代独来独往的日子又回来了。
没日没夜加班的我,终于在新公司得到赏识,开始升职加薪。
不知道是真的忙,还是为了忙而忙。我们的话越来越少。只是杨哥会主动给我电话,让我多吃点、早点睡、还有钱够用吗?
我吃着加班的便当嘴里全是嗯嗯嗯都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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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9月,杨哥的父亲突然被送到医院抢救,他连夜回了西安的老家,我赶紧打了几万块钱过去。
两周后杨哥电话我,语气低沉:“怎么办,我妈只有我一人了。”
“我知道了,你好好照顾她。”眼泪在眼眶打转。
“你来吗?”几乎是带着恳求的语气。
我憋了几分钟,终于说出:“杨哥,我快28了,穷怕了。”
杨哥沉默良久,几乎哽咽:“对不起,没能好好养你。”
“很好了...很好了...已经很好了啊。”
我挂了电话,躲在公司卫生间,泣不成声。心被掏空了一样。
杨哥走了,回老家了,再也不回来了。
我去给杨哥退房,他的房间东西不多。
我们来上海第一个月开始用的电饭锅。每天靠着它煮着米饭配着榨菜。杨哥说那段日子最苦了,我不觉得,最苦的日子我也不记得了。
我们搬到两居室后在宜家买的电脑桌。一到周末,杨哥就把速度卡到掉渣的电脑放在上面,下载一部电影。我俩带着耳机,窝在床上,搂在一起看到昏昏入睡。
我们在网上买的烤面包机。每天烤上两片蘸着花生酱番茄酱吃得心花怒放,杨哥说我嘴上的酱汁没擦掉。我说是吗是吗在哪儿。他会突然亲上来。
我们刚来上海买的脸盆也还在。搬了几次家都没扔。记得那会儿我忙的五天没洗头,第二天要见客户,我们当时穷的连20块钱的洗发水都不敢买了。我看到了一袋洗衣粉,二话没说就往头上撒,一头扎进脸盆里。杨哥那晚在门外坐了一宿。
我们用过的东西,都还在。
只是我们,早已不在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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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西安的杨哥,生活慢慢安定下来。
我的工作步入正轨,一个人也租得起稍微好点的房子。但我明白,我也会离开上海的,可能明天,可能五年十年后。
奋斗几十年,还不知道能不能买得起一个厕所。随便吧,不想了。
2016年初,杨哥的室友老章跟我说,杨哥要结婚了。
我听到这个消息,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关掉手机,挤进了人来人往的地铁,脑袋里想的全是昨晚还没通过的策划案。
上海这个城市,人太多了,每个人都有故事,每个人都很脆弱。可没有什么,能比得挤上高峰期地铁,更让人欣慰的。
我妈常跟我念叨:“你也老大不小了,该回来找个人结婚了。”
我说:“好呀好呀,明年春节就带回去,胡歌还是霍建华,您先决定好。”说着说着眼泪花花。年纪大了,泪点也变低了。
春节杨哥举行婚礼,我躲在老家哪儿都不想去。
后来小章跟我说,结婚那天,杨哥喝得烂醉,哭着闹着要到上海吃糊汤粉,你说上海怎么会有糊汤粉呢?
是啊,上海没有糊汤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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